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陕西要用好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要求和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见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的时期。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系统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党员干部要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中间环节是认识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正确认识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正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要不断锤炼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和作风，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以始终造福人民的坚定性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机活力。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提升服务群众本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是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重重包围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边区政府财政和边区军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一路走来，党带领人民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我们要用好陕西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历史脉络和情感源头的认识理解，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掌握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深入扎实推进主题教育，真正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见行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1961年，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于是，1961年成为党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提出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年虽然明确提出于1961年，但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内存在一些问题，干部在作风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提出了恢复调查研究传统的意见。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时强调，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会，逐步形成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1961年1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这篇讲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带头组织和指导   鉴于这一时期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毛泽东提出，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主要是摸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等问题。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即给秘书田家英写信：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然后三组去广东与我会合，向我报告。 1961年1月25日晚，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他一路考察，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谈话，着重了解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督促省、市各级干部要到基层调查，克服官僚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如在南京对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定出方针政策不可靠，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 2月初，毛泽东到杭州听取了田家英小组“蹲点”汇报，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问题提出重要意见。2月下旬，他在广州召集三个调查组，会同地方负责人，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3月10日至13日召开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批示转发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等问题，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调研工作出成果   《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引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蹲点调查，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期间，除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调研结束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调查近月余，对京郊农村情况有了全面真实的了解。调查期间，邓小平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平时住在火车客车车厢里。邓小平在顺义芦正卷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沙地多，全村喝水仅靠一口井。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打两眼机井，修水渠，解决群众喝水问题。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解决了该村的难题。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期间，他谢绝县里的生活安排，吃住在农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情况。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广泛深入、艰巨浩繁的调查研究的光辉结晶。他们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我们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充分认识调查研究的意义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看来，实践既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获得科学认识的必要途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所说的“客观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及“此岸性”都指向一个意思，即人们的思想、观念、理论、决策、规划和谋略等是否正确，归根结底要看是否符合实际。而要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就必须贴近实际、调查研究。马克思把深入社会底层实际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他说：“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为‘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而在恩格斯看来，对于某种理论观点，无论赞成与否，都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境况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高度重视实践和调查研究，所以才能始终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亲身深入实际，了解和掌握第一手调查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创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早在为《莱茵报》工作时，年仅二十四岁的马克思就开展过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为了反驳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对《莱茵报》两篇文章的无理指责，马克思通过新闻采访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他深入细致地了解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资产阶级政府背离人民的“官僚本质”。这篇题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马克思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始终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深入工人运动，亲自了解实际情况。马克思先后同法国工人组织及德国流亡者的工人组织建立直接的联系，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和讨论；他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过参与领导委员会工作了解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国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他亲身参加了1848年至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他经常在自己的书房接待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了解各国的最新情况。1880年4月，马克思曾为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起草一份《工人调查表》。他将调查设计成四个部分、近百个调查问题，每个问题都表述得通俗具体，使工人一看一听就明白，把所有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就可以详尽了解工人阶级各方面的状况。这份调查表堪称社会调查研究问卷的范本。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他到过许多工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恩格斯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恩格斯怀着对工人诚挚的感情到工厂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伍珀河谷地区资产阶级的“无耻和丑恶”，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在思想和精神上对工人的欺骗和麻醉，揭露了资本家“工厂主天生高贵和富有、工人天生低贱和贫穷”的谬论，并把宗教迷信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批判，以唤醒工人阶级革命的觉悟。恩格斯最著名的调查研究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了真实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全身心投入调查研究，广泛地到访工厂、矿山，与工人、医生、教师做朋友，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痛苦和欢乐，终于完成一本拥有详尽可靠证据、全面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品，使这本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著作之一。 充分进行文献调研，全面掌握可以采信的权威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完成科学著作，在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前人已有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调查研究。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为了写好二十多页研究英国劳工法的文字，翻遍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所有蓝皮书，而且对每一本蓝皮书，他都从头到尾地研读完。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惊讶地在马克思的稿纸中发现：仅仅那些关于俄国的统计数据资料就超过两立方米！马克思完成《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名著也都得益于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调查研究，这对弥补亲身体验的局限性非常必要。 马克思研究问题，总是要尽可能多地查阅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书籍，尽最大可能掌握前人及同时代人已经搜集的材料和研究的成果。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一是拥有丰富实际材料的著作。例如，《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是弗列罗夫斯基花了十五年时间写成的。为了读这本书，五十多岁的马克思开始自学俄文。二是有科学意义或创新见解的著作。例如，马克思一发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价值，就迫不及待地阅读并作了详细摘录。三是关于专题思想或理论发展史的著作。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研读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其阅读研究图书资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实为罕见。四是有关各国和各民族历史的著作。为了研究清楚当前的各种事件和现象的本质，马克思总是着眼于历史，力求搞清楚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来龙去脉。例如，1851年12月2日法国波拿巴政变发生后，马克思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深刻剖析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性质、特征和失败的根源，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考察了农民阶级的两重性，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并领导联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因为他深知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 不断收集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开展调查研究从来不会满足于已经掌握的材料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总是立足新的实践、新的调查研究审视以往的结论，并作出与时俱进的修改。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尽管已有了部分初稿，但当他到伦敦后发现许多新材料时，便决定用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新的材料。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调查研究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这段精辟论述也是马克思撰写和出版《资本论》过程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1930年10月，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抓住会议间隙，在彭家村的木匠店内与来参军的8位兴国籍农民座谈调查，史称“兴国调查”。 参加座谈调查中的8人，有账房先生钟得五、教书先生陈北平、风水先生陈侦山、屠工傅济庭、泥瓦工雷汉香、爆竹工黄大春、小商人李昌英和雇农温奉章。其中参加了红军的6人里有4人成了烈士，另外2人返乡，只有温奉章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兴国调查的“人在他乡”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打下南昌、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虽然9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但由于机要交通不便和战争环境影响，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有些同志仍然坚持红一方面军攻打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没有机械盲目地采取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而是在行军途中提议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的陈家闹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会议从1930年10月25日开始到10月30日结束，最终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不再进攻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在未获悉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下，红一方面军果断纠正了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错误。 罗坊是新余市东面大镇，樟树、新干、峡江以及罗坊周边的老百姓和商贾常来赶集，又称“当闹”，西面和南面有袁河作为屏障、东面有赣江天险，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塞。罗坊会议期间，红军部队正在这里进行休整。 为充分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现状，掌握《兴国土地法》实施效果，进一步明确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等问题，毛泽东挤出时间，选了来自兴国县永丰区红军预备队的8人，在罗坊作了一个深入调查。 1931年1月，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间隙，毛泽东在宁都小布将调查资料总结成7章41节4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八个家庭的观察》，即《兴国调查》。 兴国调查的问题意识 兴国调查是在寻乌调查之后。毛泽东作寻乌调查，重点是了解富农、地主的问题和城市商业问题，对贫农的情况掌握还不是很充分。因此，兴国调查重点要了解的是贫农和雇农问题。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明白了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明确了中国革命依靠、团结、孤立、打击的对象，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道：“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兴国调查》虽然详尽深刻，但由于敌人进攻罗坊，调查也有遗憾，即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 兴国调查检验了土地政策的落实效果。1929年4月，毛泽东曾亲自帮助兴国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一直都把兴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当作样板和试验田，不断总结完善土地分配方法。 那么，为什么选择兴国县永丰区进行调查？毛泽东认为，兴国县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由此可知，兴国是赣南土地斗争情况的一个缩影，解剖了兴国这只麻雀，赣南情况便可基本掌握。 来自永丰区的8位调查对象，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加入红军前，在区、乡苏维埃政府中都担任了一定的职务，更是兴国县乡村土地革命的领头人，对分田分地的情况非常熟悉。 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各家土地分配情况、耕种情况，以及有了土地后的革命积极性等问题，通过调查得知，《土地法》实施后，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地主的租金、高利贷，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杂税都没有了，农民积极参与到分田分地中去，更多的农民开始积极参军当红军。 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到，我在兴国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写道：“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摸清了农村的实情，进一步弄清了革命依靠谁、为了谁的大问题，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做了战略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检验了调查研究的成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毛泽东满怀豪情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兴国调查的调查智慧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但调查并不容易，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要让老百姓打开话匣子、讲出真心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兴国调查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调查智慧。 当时，兴国县永丰区有700多位农民参加红军预备队，他们从兴国步行13天到达新余罗坊。一天早操时，工作人员选了傅济庭、温奉章等8位队员，告诉他们：毛委员要请他们开会。调查会上，毛泽东既当主持人，又当记录员，还当服务员，不停地给大家倒茶、递烟。 毛泽东回忆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务劳动事，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 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参与调查的相关当事人后来也对调查情况作了回忆。毛泽东亲自给他们倒茶水。他亲切地注视每一个人，发现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一双花鞋，有点不好意思，就问：“你这鞋是从哪里来的？”这人叫温奉章，他腼腆地说：“是在吉安打土豪时捡来的。”“嗬！当上新郎官啦！”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一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会上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毛泽东示意通信员：“去后勤处看看，给每人领一双新布鞋。”毛泽东待这8位有如“请来的老师又像朋友”，从轻松简单、贴近生活的话题入手，以随和谦逊的态度和通俗易懂的土话，逐渐消除了与会农民的局促感和恐惧心。 8人畅所欲言，“竹筒倒豆”，讲了无数真话、实话和闹心话。毛泽东回忆说：“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 充分准备，多问、细听、详记、深思。毛泽东事先拟定了详细的调查纲目。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过了各阶级的人数，其中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有多少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中，杀了的有多少，走了的有多少，各个阶级占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地主、富农有哪些剥削形式，土地革命中，雇农、贫农、中农得到了哪些利益，连游手好闲、算命打卦，拐脚瞎眼的人数也都作了统计。 毛泽东把所谈的情况，都一一亲自作了记录，有不清楚的地方，停下笔来，仔细地询问，直到弄清楚为止。最后，毛泽东将调查的情况又反复地讲给大家听，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的地方。等大家都没有意见了，才定下来。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学习教育，将其作为确保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当年，马克思从帮助无产阶级组织和团体成员尤其是领导人转变世界观入手，通过谈话、书信等多种方式对同盟成员进行思想教育，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为“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也强调，要把教育贯穿于生活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培养自己成员完整而彻底的革命世界观”。中国共产党恪守这一优良传统，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坚持将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作为管党治党的有力手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一以贯之地通过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孜孜不倦探索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和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中心任务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从中心任务出发，找准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开展具有时代特点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开创性地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随后，党又通过“三查三整”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推动土地改革顺利完成，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开启了全国执政后首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形成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为团结带领人民恢复国民经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正向助推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从先进性要求出发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相继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集中学习教育，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确保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学深悟透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成为新时代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如一地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理论素养、增强“政治三力”、提升斗争本领。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全党上下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这为新征程上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指明了团结奋斗的方向。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靶向治疗的鲜明底色 坚持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就是通过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确保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百年来，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如一地从党的建设薄弱环节入手，从找准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出发，从问题导向到靶向治疗，有的放矢地推进自我革命。革命时期，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成分复杂、理论水平不高、理想信念不坚、思想作风不纯，以整风整党为主题的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有效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带给全党的思想混乱，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居功自傲，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相继冒头，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聚焦净化政治思想、强化纪律意识，通过理论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问题、落实整改，确保全党坚定信念、转变作风，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时代，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面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淡薄、“四风”问题突出、斗争精神减弱，某些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不足、组织涣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紧盯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从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这一永恒课题出发，通过学习教育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强化全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经由党的自我革命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增强党内团结，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坚持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与系统施治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成效显著的绚烂亮色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秉持系统观念。从建党伊始，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始终坚持立足思想教育，以政治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抓手、以作风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路径、以纪律建设为保障，围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多措并举、系统施治，推进自我革命见成效、增实效。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围绕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生命线、持守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而展开，把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作为重要任务，加强全党党性修养、筑牢全党信仰之基、改善党风政风、增强组织功能、强化规矩意识，确保全党坚持人民立场、坚守初心使命，恪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一脉相承，不断总结、提炼在党内集中学习教育中形成的、相对比较成熟的、在自我革命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能广泛适用的经验，将其上升为制度规定，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制度支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第一议题”学习制度等规定的出台和全面推行，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自觉性和行动自觉性，强化了党员干部坚持自我革命的主体意识。为巩固教育成果、提升教育实效，党在集中学习教育之余还积极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和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党更好地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我们党成立后，遵循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论著。他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加之由于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等影响，使得调查研究难以全面推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调查研究较之于以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要求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和各类调查团，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走出学校、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联系群众，进行经常、系统的调查研究，端正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 调查研究成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选择 长征落脚陕北后，党中央首先忙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重提调查研究，准备将部分调查材料汇编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写下了序言一。在序言中，他写道：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但因各种原因，《农村调查》一书出版事宜被暂时搁置。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中再提调查研究，指出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遵义会议以来政治路线的正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但在党内遗留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依然有一定市场，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加入党内、对党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的党员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对久经考验的一些老同志也产生一定的迷惑。 面对这一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狭隘经验论’”。序言最后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毛泽东同志讲了现状，提倡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并分析了错误思想的根源以及未来工作的方法。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又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在这一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错误问题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 如何消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来指导中国革命实际，摆在了党的面前。对此，党中央给出的答案就是进行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而在延安整风发动之前，毛泽东同志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重新启动搁置三年多的《农村调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泽东同志写道：“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见，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基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准备阶段，党中央立即从确立制度着手，将成熟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在全党推开。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局。8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提出“两种鼓励”“两种批评”和“两种反对”，即“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决定还规定：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机关，各根据地的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各种材料加以研究，作为各地工作的助手。 为了推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高克林写的关于运盐的调研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后，特地加了按语并推荐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他在按语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9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1942年1月，《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认为调查研究意义重大，“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 对于中共中央倡导和要求的调查研究，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主动示范、积极参与。1940年，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甚至专门取走水样和土样送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最后选择到土地肥沃的南泥湾垦荒屯田，创造了南泥湾奇迹。10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2月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区、乡基层的具体材料。1942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作实地调查，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提交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到1942年延安整风正式开始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广，在思想领域内，已经开始建立一种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当然，短短的一年的推进，工作还未做得彻底，有些人依然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纯粹技术工作与简单统计工作看待，把调查研究工作仅仅看作少数人的专门工作，而不是每个同志所必须要做的工作。 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 为使调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通知开宗明义地指出“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并对各地执行程度进行了全面检查：各级领导机关是否进行了讨论和如何执行，是否在同志中进行了教育以及如何教育，建立了何种调查研究机关以及有无具体办法培养专门干部，决议中收集材料的方法是否实行以及如何实行，是否动员了全党全军及政府各级机关和全体同志开始注意调查工作等等。这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于调查研究执行的程度并不非常满意。因此，3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在延安的干部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求得对这些文件及报告精神实质的了解，然后进一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 调查研究成为延安整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其中第五个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了使得学习深入，整风中实行了学习测验制度。9月，安塞县学委会举行学风文件学习测验，题目中有：整风学习中，你感到自己的工作部门哪些地方存在主观主义毛病？哪些地方调查研究不够，你计划怎样改进？关于这样的考试，在当时的整风学习宣传报道中比比皆是，即将调查研究与党性、学风、作风相联系，从而让党员干部在思想深处有所震动，在革命实践中有所行动。 把调查研究推向深入，党的领导推动和示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针对1940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的空前财政经济危机，毛泽东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性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普遍宣传。1944年7月28日，他致电李先念等人，请各地就党外人士工作、减租、双拥、军队建设、人民负担等十项重大问题进行扼要答复，其目的是“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强调：“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这反映了党的重大决策是通过调查研究来决定的，另外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复告诉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实际的情况如何纷繁复杂，只要去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掌握情况，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人民满意的政策。 通过整风中各项举措，党员干部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际中去，学会了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如《解放日报》从1943年10月7日到12月27日，先后发表了《牛沟减租斗争》《木头峪减租斗争》《刘木瓜沟减租斗争》等九篇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调研报告。 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考察延安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全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这一进程以几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观点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形成和践行为前提和基础。 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历史观，对于这一论断，延安时期他还讲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一历史观对于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成熟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只有如此，党员领导干部才能真正理解人民大众有着无穷的力量，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才能明白群众中有着我们任何个人所万不能企及的丰富经验，最终才有甘当大众的小学生的态度，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次，有了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立场观点，有了当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的对象群众才会讲真话讲实话，才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期望，并把问题解决的思路和办法真心实意地讲出来。最后，有了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调查研究的形式上才不会“走马观花”“搞一窝蜂、一锅粥”，不会“调而不研”，而是能真心抓住调查研究中心环节，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统计，不仅仅在于各种死的材料知识的搜集，而更加重视学取群众的经验。 二是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我们党认为，调查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力武器。首先，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调查研究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洞察事件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的调查研究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锁钥。《解放日报》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列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锁钥。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换言之，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最后，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重要方法。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所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判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没有结合、结合得好不好的重要方法，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准确与否、深刻与否的重要方法。 三是“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不是从现实中找到一点根据来自圆其说，不是给实际套上一个主观臆造的规律，而是从问题出发，了解对象，熟悉他们的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政策。首先，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标，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搞调查研究，只有目的搞清楚了，才好围绕其展开工作，才能为这个中心服务。其次，在详细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抓住要点。详细地占有资料，就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亲自出马”、付诸行动，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进行典型的“解剖麻雀”，要抓住主要矛盾，“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要研究，要决定政策。深入系统的调查后，熟悉所有的材料，辨别材料的价值，找出内部联系和矛盾，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自觉的调查研究、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发展需要的对策。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30年2月，寻乌红二十一纵队第一、三中队150多人，兴宁大信武装第三营100多人，东江红军游击大队100多人，区联队50多人，加上平远、龙川、兴宁北部武装力量，整编成立了东江工农红军十一军第五十团（简称红五十团），全团500余人，刘光夏任团长，陈俊任政委，邝才诚任团参谋长，袁劳任政治部主任。团部还设有军需、参谋处等。参谋处下设侦察排、警卫排、卫生队和宣传队。全团设一营三连，各连下设三个排，每排9至10人不等。团部各直属单位及各连均建立了党团组织。 东江工农红军五十团成立后，接连攻取了广东的石正、八尺、石南、仲石等地，战果辉煌，寻乌南部和周边广东地区连成一块小红区，给赣粤边区人民很大鼓舞。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接连攻占十几座县城，把赣南闽西连成一块大红区。 1930年3月，为实施粤赣边区小红区与赣南闽西大红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红五十团奉东江特委命令向北挺进，攻打寻乌地方反动武装谢嘉猷老巢澄江谢屋，谢嘉猷、钟文才武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最大、最顽固的地方反动武装力量，也是红军在寻乌扩大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障碍。3月24日晚，红五十团分左、中、右三路乘夜出击澄江，不料遭到装备精良的谢嘉猷、钟文才反动武装力量的疯狂反扑，双方激战到翌日天亮，除红五十团第三连连长陈必达率领的20多名战士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在澄江战斗中，不熟悉地形的红五十团从一开始就遇到麻烦，在逼近澄江时走错计划路线，各部联系困难，原定三路同时开打，结果一路开打时其他两路还在路上，没有形成合力。红军进入澄江后，向圩内大声宣传：“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希望你们不要参战！”由于前期没有做好群众工作，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参与其中攻打红军，圩内围屋的敌人却用密集的火力回应红军。当晚，已经暴露的红军不敢轻易转移方向，按照刘光夏团长的指示，“站着不变动，等到天亮打进攻”。等到天亮，此时的红五十团发现已经被敌军包围，且伤亡惨重，而敌军人多势众，谢嘉猷、钟文才反动武装和反动民团“红枪会”一起对红军展开反击。面对敌人反扑，红军开始被迫撤退。红五十团退了好几里天才大亮，退到一个烂泥田里时，团长刘光夏的马陷入了泥田里，许多指战员也陷进了烂泥之中拔不出脚来。此时，圩内反动民团“红枪会”已经手持大刀、长矛一路追了过来，把红军战士一个个就地砍死、刺死，一路上尸骨遍地，鲜血染红了整个湖洋田。 战斗中，团长刘光夏当场被敌人用大刀砍死，政委陈俊壮烈牺牲，团参谋长邝才诚被谢嘉猷反动民团俘虏。邝才诚被俘后，毫无人性的敌人用4枚大铁钉把他钉在澄江圩附近的一棵大樟树上，并用小刀一块一块地割他身上的肉。鲜血染红了树干，洒在了樟树四周。邝才诚每挨一次刀割，就痛骂敌人一次，这样的酷刑持续了三天三夜。虽然身受惨刑，邝才诚始终面不改色，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临终前还竭力呼喊：“中国革命一定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 （节选自中共寻乌县委党校编印的《寻乌革命简史》）

（1941年11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 这个政策先后在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积极施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为李鼎铭（右一）代表边区政府接受八路军留守兵团赠的“民主典范”牌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制定最高施政纲领来统领各方面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先后颁行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多部类宪法性文件。这些文件尽管名称不一，但都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且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民众共同抗日的任务，确认了“三三制”政府的组织原则和保障措施，保障抗日民众人权，推进土地改革、加强文化教育政策等内容，起到了类宪法性治理的作用。         1941年5月1日，由边区中央局提出、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总则部分指出：“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对于边区施政纲领的权威性，边区领导人解释道：“我们党是言行一致的党，我们向边区及全国人民所提出之纲领，是党的郑重诺言，而实行党的诺言是每个党员神圣的责任，谁违背了这点，谁就是破坏了党的威信，触犯了党的纪律；全党的干部以及每个党员必须切实执行边区中央局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首先在党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讨论，一切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应该对纲领作逐条、逐句、逐字的研讨并加以熟读，每个不识字或识字较少的党员，应以之作为教材。要记着：如果党员自己还不了解这个纲领，就说不上怎样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而只有认真地去宣传与实行这个纲领，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施政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在同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从边区实际出发，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向法制化方向发展         1938年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边区法制委员会、法令审查委员会等机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章立制开展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奠定了制度基石，“三三制”政府建立后，边区各级参议会作为集中的立法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标志边区立法活动步入正常运行轨道。         据统计，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起草、拟定和颁布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这些法律涵盖涉及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宪法性法律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在刑事立法方面，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在民事立法方面有《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继承条例》等，涵盖了土地、债权、典当、婚姻、劳动立法等多个方面。         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         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到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权力范围进行了界定规范。特别是在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央的核心地位得到法理确认，从人格权威到法理权威，在制度化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尤值一提的是在党的领导制度化建设方面，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每一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从政党权威的角度讲，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权威，打破了战时根据地各为其政、党政不分、党社关系混乱、军队与地方之间时有摩擦，下级不尊重上级决定闹独立性的现状，使党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树立。         健全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         在1937年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认真细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七大党章在总纲部分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又在第二章党的组织结构部分的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二条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和实施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除了民主集中制以外，这一时期还建立了一整套干部日常管理制度，为政党和政权的规范化奠定基础。如在干部教育培训方面，中央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和机构进行了具体规定，并且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干部配备和交流方面，1943年2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干部调动规定的通知》，推进干部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在干部考核和奖惩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任命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在党内监督方面，先后颁行《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认真处理人民控告干部案件的命令》，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干部监督体系。         总之，延安时期既是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制度建立健全走向正规化的关键时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规范化建设为其走向全面胜利、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成功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原创性地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的新命题，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用“六个如何始终”深刻阐述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面临的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管党治党指明了方向，对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意义重大。 “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必须时时刻刻善于发现并解决自身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 在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无产阶级政党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若不消除这些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团结，甚至会走向分裂。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以社会改良计划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蒲鲁东主义在第一国际中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从理论上彻底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并消除了其在第一国际中的影响。蒲鲁东主义被击败后，巴枯宁及其党羽贩卖巴枯宁主义，严重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论权威》等一系列著作批判巴枯宁主义，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同巴枯宁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团结教育了国际无产阶级，提高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难题作了进一步探索。针对党内派别公然非议中央、否定中央决策的行为，列宁提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针对当时一些党员质量不高的问题，列宁提出举行征收党员周，指出“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一种脓疮”“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列宁仍然在思考和担忧官僚主义泛滥的问题，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对如何改善国家机关、防止官僚主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并着力发现和破解自身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党员主要来自农民、党长期在农村活动、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功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存在的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党员队伍鱼龙混杂、组织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党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抓党的建设，并且适时开展整党整风，健全党委制，明确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448.8万名党员的大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党内出现了骄傲自满、领导干部腐败、争权夺利等问题，党清除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贪污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解决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团结问题，纯洁了党的组织，端正了党员思想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解决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防止领导个人专断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思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在全党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新问题，要求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存在的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的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且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以及一些触目惊心的贪腐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入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个命题并作出深刻阐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境界 “大党独有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党独有难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仅是一个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的小型政党。经过一百多年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和阐述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征，使得党的建设问题的解决从此更加聚焦“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重要特征。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治理有着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治理难题。但从特殊性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特殊难题。这些特殊难题是由党员数量规模大、组织结构复杂这些特征带来的。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殊性，从强调“大也有大的难处”到强调“大党独有难题”，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从政党建设规律出发，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方法，更加聚焦对“独有难题”的解决。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直面自身问题并不断解决自身问题，这也是百年来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消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积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党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敢于打硬仗，敢于啃硬骨头，着力破解“老大难”问题，推动党的建设问题的解决向纵深发展。 “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多方着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多方着力。 注重思想锤炼。指导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政党自身建设的指南针、方向标。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我们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在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武装全党，确保党在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时拥有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理论指导。 完善制度保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党独有难题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强化制度保障。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确保始终保持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严密组织体系。大党独有难题，首先在于组织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如何保证组织的内控力，形成合理的权威体系，保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中央和国家机关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组工作条例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努力建设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坚决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确保各级党组织坚强有力。 加强队伍建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大党独有难题解决得如何，要靠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体现。一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二是要管住党员干部这个“绝大多数”，党组织要通过精准化培训和教育，系统地训练和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三是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 坚持反腐惩恶。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要时刻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有效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作者分别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